原军统局总务处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 “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军统临澧特训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沈醉说的吴景中，就是我们在电视剧《潜伏》中看到的那个吴敬中，此人不但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还当过中苏情报所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这份叛徒名单还漏了两个，其中一个是他姐夫余乐醒，另一个是当过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的程一鸣，这两位的身份都有点“特殊”，笔者收集的军统资料并不少，但却不知道他们算投诚、起义还是归队。 投诚、起义和归队的区别读者诸君都知道，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看一看这九个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当特务的九个叛徒，按职务和能力排序，我们熟悉的吴敬中，也就是沈醉笔下的吴景中，为何顶多只能排在第四位。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叛徒有多少，笔者没有进行过统计，也无法统计，因为有些人的身份扑朔迷离，不知多少年后才能揭开真相，就连吴景中是不是原名吴敬中，那也是个问题，我们还是按习惯称其为吴敬中比较方便，反正特务的名字，也跟代号一样，知道是他就行了。 那么多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为什么当了叛徒，沈醉是十分清楚的： “早年由中共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回国后已处革命低潮。当时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派人到上海专门接待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共产党员，让他们叛变后为他工作，起码按中校或上校任用。”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叛徒回国都居然能当特训班教官，看起来他们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应该是接受了的一些特别训练，戴笠在上海办松江特训班和青浦特训班，两个负责的副主任就是余乐醒和谢力公（主任是戴笠，实际负责的是余和谢），这就是谢力公的综合能力和地位排在吴敬中前面的主要原因——谢力公负责松江班，余乐醒负责青浦班。 抗战爆发，松江班和青浦班学员走上战场，松江班四百五十人幸存五十人，青浦班大部分撤出，两个班的学员除了战损，一部分就地潜伏在上海，一部分被派往敌后，还有一些在余乐醒带领下去湖南开办了临澧特训班，我们在电视剧《渗透》中看到那个店小二许忠义说自己在青浦班和临澧班都待过是有可能的，但他在“息训班”留级是不符合规定的。 笔者没看到资料（不一定没有，可能只是笔者没看见而已）记载吴敬中在青浦班任教，但是临澧班大特务的职务，沈醉是有过记述的： “余乐醒专任副主任，并以总教官谢力公兼任教务处长，主任（戴笠）、副主任以下是总教官谢力公，他和余乐醒都是军统中有名的‘训练专家’。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 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的组织架构中，我们能看出吴敬中在临澧班应该算个中层干部，级别很高，但还是比不上谢力公，后来老蒋败逃台湾，大陆的特务全部转入地下，香港和澳门有两个半公开的站点（不同时期名字不同，有时候叫站，有时候叫情报组），香港的负责人是谢力公，澳门的负责人是程一鸣。 吴敬中一直没有进入军统（保密局）总部，大多数时间都在大区和省站转悠，但运气还算不错，从西北跑到东北，从东北跑到天津，又从天津跑回南京，然后就被毛人凤抓了起来——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有人说他就是《潜伏》中那个倒霉的李涯的历史原型）写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有吴敬中的最后结局： “1948年11月，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李广和因纵容不法案被南京总统府电令扣押。12月14日，时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在送李广和去机场时私自搭机南去。12月22日，毛人凤电告李俊才：‘吴景中予以扣押严惩’。吴景中私自南逃后，毛人凤方委任李俊才兼任天津站站长。” 吴敬中为什么离开天津，以及用什么手段离开天津，不同的人有不同记载，我们能查到的，是吴敬中逃回南京后被毛人凤扣押，最后他的“建丰同学（小蒋和老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出面作保，毛人凤只好乖乖放人。 吴敬中在军统的职务和作用不及谢力公，当然也不及程一鸣和余乐醒，曾经在上海与戴笠、余乐醒并肩战斗，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多次提到过余乐醒。 文强在上海期间担任特务处（军统局）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期间，为了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队培养基层指挥员而建议戴笠开办了松江班和青浦班——准确地说，青浦班不叫“军统青浦班”，而叫“苏浙行动委员会青浦特种技术训练班”。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对余乐醒的评价很高，《文强传》中也有余乐醒的“简历”： “余乐醒原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后又被派赴苏联莫斯科接受过‘格别乌’的情报工作训练。回国后，曾在杨虎城部下做过西安兵工厂厂长。他长于对爆炸技术及药物的研究，在军统局